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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中国 “洋先生”掀起思想潮

作者:admin  时间:2019-05-30 05:30  人气:140 ℃

  杜威与中国 “洋先生”掀起思想潮

  约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进步教育运动之父”。他将实用主义哲学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他自成体系而又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

  作者:(美)约翰·杜威 编者:李业富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

  作者:(美)约翰·杜威 编者:顾红亮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杜威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新旧力量冲突最为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最为复杂的时期来到中国,见证了当时中华大地的社会剧变和历史转型,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文化、政治、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

  1 杜威来华经过

  超出预期的巨大影响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与女儿利用学术休假机会赴日本游历、讲学。此事被其中国学生们得知,立即协商请他来华。3月12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时名“陶知行”)致信胡适,称如果能借便“请先生(杜威)到中国来玩玩”,并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则“再好不过了”。胡适接信后立即致函杜威,邀他旅华讲学。适逢北京大学陶履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正欲赴欧考察战后教育,顺道经过日本,二人受胡陶二人嘱托,到东京后立即拜访杜威。杜威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随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致电哥伦比亚大学,从官方协助支持,落实了杜威在北大进行讲学一年的工作事宜。

  1919年3月上旬,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在教育部进行了4次讲演,全面介绍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解说。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这些讲演内容,先后发表在《新青年》《新教育》《新中国》等刊物上,可以说,杜威还未到中国,教育界对他已有了基本了解。

  4月28日《申报》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4月30日,杜威偕夫人爱丽丝·奇普曼(Alice Chipman)一行乘坐“熊野丸”轮抵达上海,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下,与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多家教育团体,一同在上海码头迎接杜威到来。

  杜威原计划在中国待到当年夏天,然而到中国后的第4天,便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古老的中国迸发出来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力深深吸引了他,他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的信中说,“西方再也看不到同样的东西,这几乎是恢复青春……”他想留下看个究竟,便改变了回国计划,并两次续假延长时间。最后,他到1921年8月2日才离开中国,在华时间共计2年3月又3天。

  他先到了上海、杭州和南京,参观了一些中小学和地方高校、工厂,然后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演讲及在各地的巡回演讲。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共作了二百多次讲演,大部分是关于教育问题。抵达上海后的5月3日和4日,他在江苏教育会作了两场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由蒋梦麟口译,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

  此后,他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其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

  两年多时间里,胡适从各方协调安排杜威的行程,并陪同他在北京、太原、济南和天津等地讲演,担当翻译。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杜威的其他弟子也参与其中。对杜威这些艰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生动地进行了中国式传达。在他和陶行知的帮助下,讲演内容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其中《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一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自1920年6月出版至1921年8月杜威离华前的一年时间内,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达万册,此后又多次印刷。杜威在当时中国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可以说,杜威是五四时期受到中国知识界一致欢迎的思想家。陈独秀、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行知、冯友兰等等,无不受其影响并给予较高评价。梁启超把他与千年前印度的鸠摩罗什相提并论,认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重大革命,并表示“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宗法社会……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就连孙中山总结革命教训,为了否定中国古人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佐证强化他的“知难行易说”,还专程去拜访杜威求以质证之,得到杜威的同样看法而信心大增。杜威的中国之行影响深远,大大超过了当初预期,以至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甚至还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2 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美好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评

  杜威一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时刻关注中国的问题与时局命运,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用他女儿的话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来信答复、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各种形式。他描述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外,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与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

  他一踏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对国际时势的关注和此前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好奇。有人说他既是一名访客和旁观者,又是观察家,既是老师,又是有学问的学习者。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说道:“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五四运动席卷了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力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此前的十年里,西方数次宣称“中国正在觉醒”,杜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当他看到高师工科部的学生动手建造三幢校舍,工科部受到鼓舞想办艺徒学校,来为工厂提供好的工人,而棉业行会非常热切和学校合作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这是“商人和行会第一次真正受到鼓舞起来改进实业方法”,“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并且是和学生一道”。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趣、在学识上获益最丰”的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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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4月17日丨五矿资源(01208.HK)公布,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3个月,电解铜产量12539吨,同比减少37%,环比减少32%;铜(精矿含金属量)产量101830吨,同比增长16%,环比减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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